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2017年中国—新西兰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引来了中外上百名职业教育界人士，这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问题一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聚光灯下，记者发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办学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有些项目甚至处境“尴尬”。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陆群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处境艰难，2017年，该学院原本计划招生80人的“中加班”只招到了18人。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处处长李震说，他们特别希望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让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但这需要学校“大量贴钱”，很多时候实际情况不允许。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伟表示，学校非常愿意为教师提供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但手续报批各方限制层层叠加，很难成行。
事实上，高职院校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办学形式，然而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瓦印象中，全国1300余所高职院校在这个领域长期以来所做的探索是“活跃”但“不成气候”。
高职院校要不要“国际化”？
今年7月，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办的《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发布了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榜上有名。
“为什么要国际化办学？”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处处长李震听到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国际化是评价国家示范高职的重要指标。”他理解，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应该走国际化道路。
总体上，业界通常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角度来讨论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的问题。
从“引进来”的角度来说，“中国要走向国际市场，必然要求各个领域和部门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准则，同时也要求劳动力市场提供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专门人才。” 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黄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中指出。
宗瓦也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引入国际证书项目，“这对他们所服务的企业的国际化竞争有好处”。但是从高职院校的站位来看，他认为“服务当地”才是绝大部分高职学生的出路，因此，一所学校要不要国际化办学，该如何国际化办学还要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出发。
而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高职教育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舞台上也同时有教育服务输入国和输出国两种身份，黄华认为高职院校“必须主动去适应、迎接和利用”教育服务贸易中的潜在机会。
宗瓦也鼓励有实力、有能力的院校考虑国际化发展。但就他的观察，很多国内高职院校在开辟国际化道路之前并没有考虑好方向的问题，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没有在战略层面形成国际化办学的指导思路。
宗瓦发现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行动很“活跃”，但他认为“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还希望国家层面出台指导性文件，帮助职业院校提出国际化办学的要求和举措，细化在什么阶段该抓什么事情，结合行业定位制定发展规划。”
合作办学项目形式走得远吗？
事实上，各地的高职院校对国际化办学形式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
在“引进来”层面，合作办学项目是起步最早，也最为成熟的模式之一，不过，陆群越来越感觉到，此类项目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似乎是一个颇为“尴尬”的存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从2005年引进加拿大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办了“中加班”。陆群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此类课程的分数接近省控线，比该校普通班录取线低了约六七十分；学费每年超过1.2万元，是同专业普通班学费的两倍多；课程设置内容相比于同专业的普通班只多不少，还有部分英语教学的内容；考核方面如果学生中外课程均合格，则可以拿到两国的认证。
而这样的合作办学项目，被学生摆在了“资源的最底端”，随着江苏省高职生源的减少，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
李震也纳闷儿：“为什么高职院校的合作办学项目越做越低端？” 他认为此类项目应该树立起高端的品牌形象，首先要面向有出国需求的学生招生，另外他认为“1.2万元的学费无法保障高水平的教育”，还需要提高学费来“补偿成本”。
而陆群的思路恰恰与之相反，她认为，造成现在的局面根本问题在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选择此类项目的出发点不是“出国发展”，而是“退而求其次”。据陆群所知，该校开办合作办学项目近10年来，最后选择出国发展的学生还停留在个位数。
“如果他们高考的分数能达到普通班的要求的话，绝大部分学生是肯定不会选择这个项目的。”陆群说，学费贵让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难以负担，而相对更加复杂的课程设置让这些本就以低分数考进来的学生无法胜任，更可怕的是，不少用人单位觉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标准有差距，毕业生就业并不占有优势。
所以如果想让这类项目走得远，陆群认为应该改变招生方式，降低学费标准。
在具体的办学形式之上，我国高职院校也不断地引进和尝试各教育强国的办学模式和理念。
我国高职教育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李震认为，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是迅速提升自我办学水平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李震的印象中，我国高职院校把各种国际知名的教育理念试了个遍：德国的双元制体系、荷兰的能力本位、美国社区大学的“生计教育”理念、澳大利亚注重小组学习和讨论的TAFE体系……
这些“拿来”的教育理念对中国形成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是有不少被证明“不合适中国”。正如黄华所指出的：“一种教育模式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它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文化渊源，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移植教育，“必须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
“一带一路”，高职如何走出去？
不论“引进来”的理念和模式是否成功，高职院校在操作上至少还比较轻车熟路，但“走出去”对于他们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宗瓦注意到各地高职院校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办学的积极性很高，他预测这会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家也很快地注意到了操作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
王伟看到了中国职业教育声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以及他们的建设需求。所以布局海外学校很早就已经是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了。
今年9月，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项目入选学校名单出炉，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列其中。
其实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之前，学校已经开始走出去了，将4位老师送到赞比亚和当地的中国企业合作办分校。
不过后续他也遇到了不少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走出去办学需要设备，但学校的设备属于国有资产，根本带不出去。再比如教师出国手续报批困难，还需要各个部门协调统筹等。
尽管操作有困难，为了搭上“一带一路”的快车，许多高职院校还是争相布局海外分校，“鲁班学院”“鲁班工坊”“鲁班实习所”的名字接连见诸报端。
但是这种各家院校各自为战的繁荣景象反而引起了宗瓦的担忧：“我们到底要向国外输出什么样的教育呢？”
宗瓦在思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走出去，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级的品牌，是否要在教育精神上和实施措施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准？